敦煌结夏安居考察湛 如作者湛如法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博士后。一、 问题的提出P3541《张善才和尚邈真赞并序》载：“ 遂乃灵图守行，冬夏不失于安 居”，这一资料显示出，敦煌夏安居以外还并行冬安居。法国学者沙畹、伯 希和早年即已发见，中亚佛教的一个特色，即是在夏安居之外有冬安居亦即 “坐腊”。 而敦煌冬安居资料的发现，更有着重要意义。它证明，敦煌佛教不仅与 印度律仪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更与中亚佛教律仪有深厚的历史关连。根据 P2807《七月十五日夏终设斋文》及P6005《释门帖诸寺纲管》等内容的 记载，使我们得知敦煌佛教教团，同印度及中原一样，在都司的组织及地方 官府的参与下，每年举行管内僧尼结夏安居，并有解夏设斋活动。而冬安居 亦是敦煌佛教教团年中行事之一，六时礼忏等构成了敦煌佛教安居的主要内 容。 安居的梵文为Vārsika或Varsa、巴利文Vassa，意译即雨季。亦称为夏 安居、雨安居、坐夏、夏坐、结夏、坐腊、一夏九旬、九旬禁足、结制安居、 结制等。安居之制始行于印度古代传统宗教，其中婆罗门教的出家者 (Parivrājaka)，每年中的八个月以云游的方式行脚于各地，其余四个月的 时间，由于雨季的影响，在固定的场所安住。［1］耆那教亦有在雨季止住 (pajjusan)的严格规定。后来在居家檀越的建议下，佛陀令比丘等五种弟子 结夏安居。据《善见律毗婆沙》卷三记载：阿育王之子摩哂陀与所教化的诸 比丘，在斯里兰卡的支帝耶山(Cétiyagiri)迦那迦房(Kan taka)坐夏三个月。［3］此后，南传佛教国家 均按律制，而举行安居策修的活动。 汉地佛教教团的结夏安居，与流行于Kaspira的萨婆多部(Sarvāsti vādah)的《十诵律》及昙无德部(Dharmaguptah)的《四分律》等广律传译有 关。《出三藏记集》卷三载有秦司隶校尉姚爽欲请耶舍于寺中安居的记录。 ［4］《广弘明集》卷二十四中的《帝令诸州众僧安居讲说诏》，是汉地国家王 权最早以诏令的形式来参与僧团安居的执行，并以僧B05C粟供备。 ［5］ 安居的资料还屡见于敦煌文书，P6005《释门帖诸寺纲管》等系列文书 及S2911《四分律小钞》S6644《略钞 本》等律制略抄本，是我们研究 敦煌佛教僧团结夏安居的重要资料。依止上座、六时礼忏、为国祈福等成为 敦煌寺院安居的主要内容与特点。晚唐五代后的禅宗，同样将结夏与解夏作 为宗门丛林的年中重要行事，宗赜在《禅苑清规》中对此作了详尽的规定。［6］ 关于结夏安居的研究，1925年，HVGlasenapp对雨季安住期间，婆罗 门教及耆那教的上座师(acaryopadhyaya)与沙门弟子的住处等问题作了系统 的探究。［7］1954年，早岛镜正先生出版了《初期佛教与社会生活》一书，专 论了原始佛教的园与精舍等问题，并指出比丘居住形态的变化，为安居说法 等提供了冥想禅修的固定场所。［8］1962年、S达陀在《印度佛教僧伽与寺院》 (Buddhist Monks and Monasteries of India)一书中，亦对印度传统宗教 的安居等进行了研究，对我们理解原始佛教安居制度的形成等问题，给予了 一定启迪。［9］1963年，佐藤密雄先生在《原始佛教教团研究》中精辟的指出： 安居为比丘一年中专心修学的最佳时机，同一住处的比丘相互诵说经典、讨 论律制，并对各自的疑问进行交流。然而，由于地缘及所学、持律相同等关，在一定的地 区则渐渐萌发了部派意识。因此，安居成为部派形成的温床。［10］ 1966年，B166本启祥先生推出了大作《初期佛教教团史研究》， 在第二 章《僧院构造变迁与比丘生活》中指出：三个月的结夏安居，促进了比丘团 体生活的发展。而布萨、自恣及迦纟希罗衣等仪式的制定 ，又为比丘僧团的律 制健全方面提供了契机。 同时结夏安居的规定，使比丘从云游行乞的头陀 生活向永久定住的生活形态转变。［11］1980年，土桥秀高先生在《戒律研究》 一书中，对敦煌出土的律藏略抄本进行了绵密的考查研究。而S2911《四 分律小钞》S6644《略抄本》等律典文书中，均有安居的若干规定。同时， 又对各种略抄的年代及诸种版本等均进行了判定，为我们使用与研究敦煌的 安居资料，给予了重要启发。［12］ 1985年，在季羡林先生的主持下，《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出版，在卷 二的《印度总述》中，季先生王邦维先生等对印度岁时等作了详细的注释， 并指出：各地的雨季不同而决定了各地安居时期的差异。［13］ 关于敦煌的《夏安居帖》，先是1961年，竺沙雅章先生于《敦煌僧官制 度》中进行了录文和研究。1992年，谢重光先生在《中国僧官制度史》一书 中，论及敦煌的僧官制度，并对P3100《夏安居帖》进行了录文，认为敦 煌僧官在处理僧团内部事务时，有着一定的司法权。教团通过监督僧尼做好 夏安居等事宜，而体现了这一特点。［14］此外，中村元先生的《原始佛教成立》 ［15］、竺沙雅章先生在《敦煌汉文文献》［16］等著作中亦对安居等问题， 有过涉及与讨论。 结夏安居作为佛教僧团一年中的重要行事，是佛教律制生活的根本内容 之一。国际学界对这一律制的关注，增进并激发了我们对敦煌佛教僧团安居 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即律藏对安居的时间、分配房舍、安居期间的修学内容 等规定如何？而安居制度在汉地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变异？敦煌佛教夏安 居与冬安居的具体形态，反映了哪些敦煌佛教的地方色彩？敦煌的礼忏文与 安居行事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时时引起笔者的思考，在前辈学者的基础 上，兹就以上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二、律藏的《安居键度》与早期佛教的安居形态（一）内律关于安居场所与时间的若干规定 尔时诸比丘，春、夏、冬一切时游行，蹈杀虫草、担衣物重、疲弊道 路。诸居士见，讥诃言：此诸外道、沙门、婆罗门，尚知三时、夏则安 居。众鸟犹作巢窟，住止其中。而诸比丘，不知三时，应行不行。常说 少欲慈愍，护念众生。而今践蹈，无仁恻心、无沙门行、破沙门法。诸 长老比丘，闻种种诃责，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问诸比丘： 汝等实尔不？答言：实尔世尊。佛种种诃责已，告诸比丘：不应一切时 游行，犯者突吉罗，从今听夏安居。［17］ 《四分律》卷三十七的记录与《五分律》的内容大致相同：佛陀在舍卫 城B05C树给孤独园，六群比丘四季云游，逢雨季水涨，漂失衣钵、卧具 、针筒 等，并伤及生命。在外道及檀越的议论下，佛陀令比丘雨季安居。［18］《十诵 律》卷二十三，亦对佛教僧团安居的情况作了记载，只是佛陀在王舍城令比丘安 居，而非舍卫城。 据《佛本行集经》卷三十九的记载，释迦牟尼成道后最初安居的地点为 波罗捺的鹿野苑。如：“尔时世尊，成道之后，在波罗捺鹿野苑内，通及佛 身，合八人。六月十六日安居。至九月十五日，合九十三人解夏。”。［19］佛 陀的第一次安居的时间上，属于后安居。而从结夏与解夏的人数所发生的变化 上看，安居期间的主要活动为剃度沙门。 律藏中对比丘安居场所，并没有详细的规定。除露地、及树上等不能遮 挡风雨处之外，其它如树下、小屋内、山窟、自然山窟、树空中、依牧牛者、 依客压麻油人、船上、聚落檀越房舍等地均为比丘安居的场所。［20］比丘的头 陀生活，居无长处，在行脚中完善及庄严自己的道业。逢雨季来临，即在那 里安居。但安居期间的住处与饮食等问题，成为安居前首要考虑的问题。我 们从释迦牟尼一生安居的地点看，几乎以都会或聚落附近及故乡安居。其主 要原因即食与住能得到充分的保障。现将佛陀一生安居的场所抄录如下：《僧 伽罗刹所集经》卷下载： 世尊于波罗捺国，而转法轮。初转此法时，多饶益众生。即于此夏 坐，有益于摩竭陀国王。第二，三于灵鹫顶山、第五脾舒离、第六摩拘 罗山为母故、第七于三十三天、第八鬼神界、第九拘苫毗国、第十枝提 山中、第十一复鬼神界、第十二摩伽陀闲居处、第十三复还鬼神界、第 十四本佛所游处、于舍卫礻氏树给孤独园、 第十五迦维 罗卫国释种村中、第十六还迦维罗卫国、第十七罗阅城、第十八复罗阅城、第十九柘梨山、 第二十夏坐在罗阅城第二十一还柘梨山中、于鬼神界不经历余处连四夏 坐、十九年不经历余处、于舍卫国夏坐。如来如是最后夏坐时，于拔礻氏境界毗将村中夏坐。［21］ 释迦牟尼成道以来的安居地点，除鬼神界一时尚无法考证之外，几乎以 几大说法中心为主，以摩竭陀国、脾舒离、摩伽陀、舍卫城的癨树给孤独园 、 迦维罗卫、罗阅城等作为结夏的场所。其中，舍卫城的夏坐连续十九年。这 使我们看到，雨季安居的生活首先应得到檀越的支持外护。 同时，安居的行事也逐渐在改变比丘的生活形态。对扩大早期佛教的影 响及建立固定的佛教中心地，无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佛陀与比 丘弟子经常安居的场所，如舍卫城、灵鹫山、王舍城等地，均为印度佛教史 的著名圣地与佛陀的传法大本营。 原始佛教的雨季安居，使僧团的住处从头陀行脚向固定居住方面转化。 摩竭陀国是佛陀成道以来最早安居的场所，而竹林园即是瓶沙国王(Seniya Bimbisāra)对佛陀的供养。［22］ 佛陀与比丘则在园中的树下(rukkhamūla)、山中(pabbata)、洞窟 (kandara)、山洞(giriguha)、坟间(susāna)、山林( vanapattha)、阿兰若 (āranna)等地安居，这与竹林园距离王舍城较近有直接关系。据《南传大藏 经》卷四《卧具键度》的记载：佛陀同意在王舍城的竹林园建立房舍，城中 的富有长者在一夜间，为僧团建立了六十处精舍。主要以精舍(vihāra)、半 覆屋(addhayoga)、殿楼(pāsāda)、楼房(hammiya)、地窟(guha)、五种房舍 (pancalenani)等。［23］《中阿含经》卷二十九亦有佛陀与五百比丘于王舍城 竹林园安居的记载。［24］ 而舍卫城的给孤独长者(Anāthapizdika)效仿前者，在舍卫城(Sāvatthi) 的B05C多林(Jēstavana)建造精舍(Vihāra)布施给僧团。精舍的构成已 经非常完备。如房(Parivena)、库(Kotthaka)、勤行堂( Upatthānasālā)、火堂 (aggisālā)、食厨(kappiyakuti)、厕房(Vaccakuti )、经行堂(Cankamanasāla)、井(udapā na)、井堂(udakapāna sālā)、暖房 (Jantaghara)、暖房堂(Jantagharasala)、小池(Pokkharanīya)、延堂(Mandapa)等。［25］《十 诵律》卷三十四中，更有十六重阁的记录。［26］印度佛教遗迹的考古调查等著 作，亦证实了早期佛教僧院建设的完善。［27］ 安居的场所的建立，无疑使佛陀及比丘的说法修道的生活，得到了基本 保障。从中我们看出，原始佛教的教团的发展与国王、富有长者及檀越的外 护是密不可分的。南传佛教的《长部涅B231经》载有佛陀在雨季安居对 比丘的 指示：寻找并依赖毗舍离(Vesali)近处的友人、知人、亲友，来完成安居 策修生活。我亦将去Beluva村安居。(samanta Vesālim yathamittam yathāsandittham yathasambhattam vassam upetha,aham pana idh' eva Beluvagāmake vassam upaggacchami)［28］ 这种分散式的安居生活，应是原始佛教僧团较早的安居形态。过分的集 中安居，对食住等问题的解决，都有一定的难度。而精舍的建设与富有长者 的归依佛陀及国王的护持，则直接促进了集中式生活的产生。而集团性的生 活是僧院建立、僧团学处的制定、完善僧团的关键所在。自恣、说波罗提木 叉、分衣等制度均在安居中应运而生。 1．2安居的时间 这里的三种，应指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六日的后安居，其它同于前者。 南传律藏中则有前雨安居(pūrmikavassāvāsa)与后雨安居(pacchimaka vāssavāsa)，各共九十天。而由于印度各地雨季时期的不同，各地的安居时 间也不统一。［32］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的《印度总述》中，对印度佛教 僧团安居的时间作了记载： 印度僧徒，依佛圣教，坐雨安居，或前三月，或后三月。前三月当 此从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后三月当此从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 ［33］ 而《大唐西域记》卷八的《摩竭陀国》的记载，使我们对各种记载的差异， 有了明确的了解： 菩提树南十余里，圣迹相邻，难以备举。每岁比丘解安居，四方法 俗，百千万众，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乐，遍游林中，礼拜供养。印 度僧徒，依佛圣教，皆以室罗伐孥月前半一日入雨安居，当此五月十六 日……解雨安居，当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 诸部无差。良以方言未融，传译有谬，分时计月，致斯乖异，故以四月 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34］ 气候与地理因素及各地时差的不同，使得印度佛教安居的时间也出现了差 异。玄奘的解释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为“方言未融，传译有谬”所致。 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的五众安居条载： 若前安居，谓五月黑月一日，后安居，则六月黑月一日。唯斯两日， 合作安居。于此中间，文无许处 。至八月半，是前夏了，至九月半，是 后夏了，此时法俗盛与供养。从八月半已后，名歌粟底迦月。江南迦提 设会，正是前夏了时。八月十六日即是张羯纟希那衣日， 斯其古法。［35］ 除了上述的四月十六日七月十五日、五月十六日八月十五日、六月 十六日九月十五日的三种安居的时间外，西域的羯霜那国亦有自十二月十 六日入安居，次年的三月十五日解安居的记载。对此玄奘的解释为：“斯乃 据其多雨，亦是设教随时也”。［36］ （二）结界安居与自恣说戒 2．1五众安居与结界羯磨 长老优波离问佛，谁应安居？佛言：五众应安居。何等五？一者比丘、 二者比丘尼、三者式叉摩尼、四者沙弥、五者沙弥尼。云何应受安居？ 佛言：若上座欲安居，应从坐起，偏袒著衣，胡跪合掌，应如是语：长 老忆念，我某甲比丘，是住处夏安居。前三月依止某甲，可行处聚落， 某甲僧坊，孔破治故。第二长老忆念，我某甲比丘，是住处夏安居。前 三月依止某甲，可行处聚落，某甲僧坊，孔破治故。第三长老忆念，我 某甲比丘，是处夏安居。前三月依止某甲，可行处聚落，某甲僧坊，孔 破治故。下座答言：莫放逸。上座言：受持。若下座受安居，应从坐起， 偏袒著衣，胡跪、两手捉上座两足，应如是语：长老忆念，我某甲比丘， 是住处夏安居。前三月依止某甲可行处聚落，某甲僧坊孔破治故。第二 长老忆念，我某甲比丘，是住处夏安居。前三月依止某甲可行处聚落， 某甲僧坊孔破治故。第三长老忆念，我某比丘，是住处夏安居。前三月 依止某甲可行处聚落，某甲僧坊孔破治故。上座答言：莫放逸。下座言： 受持。后三月亦如是，若不安居，得突吉罗罪。［37］ 《十诵律》的上述记载，突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A：五众安居，若不安居者，犯突吉罗罪。 B：安居前，应对上座或下座作三次羯磨表白。 C：依止某甲为师，在安居中问学问道。 D：为某甲上座修治房舍。 《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亦谈到了安居的三种目的，即：为自行、 为利他、为料理三宝修治房舍。［38］在对首白安居，主要是让僧团知道自己的 安居处与所依止者，称为对首安居。《四分律》卷三十七亦有在无所依人的 情况下，心想安居即得成，称为心念安居。［39］《十诵律》与《行事钞》对修 治房舍等记载，都反映了僧团生活形态的变化与早期安居的主要目的。 与说波罗提木叉一样，安居的场所需要结界羯磨方能成立。以山相 (pabbatanimitta)、石相(pāsānanimitta)、林相(vananimitta)、树相 (rukkhanimitta)、道相(magganimitta)、蚁蛭相(vammikanimitta)、河相 (nadinimitta)、水相(udakanimitta)等界的标志，即安居期间的活动范围， 以界相为限，超出界相者，则破安居。［40］内律中以白二羯磨成立结界的范围， 《昙无德律部杂羯磨》载有结作净地文。即： 大德僧听：若僧到时僧忍听，僧今结某处作净地，白如是。大德僧 听：僧今结某处作净地，谁诸长老忍？僧结某处作净地者默然。谁不忍 者说。僧已忍，结某处作净地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41］ 2．2安居期间的规定事项 1 在安居前，先自看房舍，后听受分房。 雨季安居房舍的分配，无疑为一年中行脚云游的僧伽，提供了安定的修 学场所。为安居而兴建的房舍等建筑物，成为原始佛教僧团的聚集地，也是 早期僧院的雏形。据南传佛教的律藏载，安居的时期过后，应有比丘在安居 所居住，使得安居后的自恣安居顺延两个月。［48］《五分律》卷十九记载三 个月的安居时间，有诸多比丘悟道而不愿意结束安居，并得到了佛陀的首肯。 ［49］安居后的分迦纟希罗衣与自恣，也是与安 居行事相关的主要内容，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三、敦煌佛教夏安居与冬安居（一）敦煌佛教教团的夏安居与冬安居 1．1敦煌僧尼的结夏安居 从上引的资料中之“应管僧尼一十六所”、“司空万福”、“仍仰纲管
及寺卿勾当”，可知此件文书属张氏归义军时期，“寺卿”一语多见于吐蕃
管辖时期，仅张氏归义军时期有所残留。从本件文书又可以看出，敦煌佛教
僧团在张氏归义军时期结夏安居，有以下若干特点： C：住寺依止、三时礼忏 据《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载： 问持律五种，定须何者？答《四分》云：春冬制依四种，一谓诵戒 至三十、二至九十、三诵《比丘戒本》、四二部戒本。夏中多缘，故须 善通塞也。制依第五谓广诵二部律，所以须者？《五分》云：又比丘自 不知律，有不依持律安居，夏中生疑又无问处，乃至佛言：往持律处安 居……比丘夏中不依第五律师得波逸提。［50］ 《行事钞》对结夏依止的说明，使我们知道，安居中修学内容以学律为 主，依止上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对律典理解及行持仪轨的困惑。并且 规定，不依止者，犯波罗夷罪。而敦煌佛教僧团的情况则以教团的行政手段， 直接管理僧尼安居的依止问题。 安居依止律大德学律，成为敦煌佛教僧尼安居的主要目的。三个月的禁 足，在禅律大德的指导下，研究毗尼、精守律仪。如果说安居习律，与印度 原始佛教的安居活动内容颇为类似的话，三时礼忏则是敦煌佛教僧尼安居的 显著特点。我们在以下的论述中将继续讨论安居与礼忏的问题。 D：关于尼寺安居的规定 律藏中有五众安居的规定，比丘尼亦须安居。律藏中所规定的七日及一 个月的往还，即有应比丘尼的请求而为说法解疑的记录。［51］而敦煌佛教僧团 在安居期间，“缘是尼人，本以性弱”的特点，派僧官一人检校尼寺的日常 问题，如人数多者则令二张法律检校。其主要职责为，如法指导尼众在安居 中的各种事宜。 E：功德祈愿 雨季安居中各种功德，回向司空万福及为城隍保安。这种将僧团律制行事的 功德，回向给官府的作法，不见于原始律藏，原始佛教的安居是僧团的内部 律制。敦煌佛教僧团的律制行事，往往将功德回向为地方官府的祈福，并具 有避免“使主嗔责”的观念，此类内容亦见于其它文书。如S1604《天复二 年四月二十八日都僧统贤照帖诸僧尼纲管徒众等》： 1 都僧统 帖诸僧尼寺纲管徒众等 2 奉 3 尚书处分，令诸寺礼忏不绝，每 4 夜礼《大佛名经》一卷，僧尼夏中则 5 令勤加事业。懈怠慢烂，故令 6 使主嗔责，僧徒尽皆受耻。大家 7 总有心识，从今已后，不得取次。 (后略) 敦煌佛教僧团的安居行事，突出了地方官府介入的特点。这种官府的影 响在律制行事中的出现，一直是敦煌佛教的主要性格。而汉地僧团安居活动， 也受到官府的直接管理。《广弘明集》卷二十四上载有《帝令诸州众僧安居 讲说诏》，即明确规定安居期间的僧众，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 百人，任其讲说。亦是通过帝王诏令及地方行政政令来对僧尼安居进行管理。 1．2敦煌僧尼的冬安居 结夏安居在敦煌，已经成为僧团的重要定例行事。从安居前的准备到房 舍的管理与安居期间导师的安排等等，十分具体详尽。而若干敦煌文书的记 载，又使我们得知，在敦煌不仅年中举行夏安居，还有冬安居的贯例。如P3541 《张善才和尚邈真赞并序》中有“遂乃灵图守行，冬夏不失于安居”。P3556 《张法律尼清净戒邈真赞并序》亦有“普光寺内，广展鸿资，冬夏不失于安 居，春秋无亏于旧积”。《邈真赞》中有关冬安居的资料较少，我们还无法 进一步对敦煌冬安居展开研究。但是在若干寺院经济文书中提到了“冬坐”。 如P2049《净土寺同光三年直岁保护牒》载：“麦两硕五斗卧酒冬至岁，僧 门造设纳官并冬座”。这里的“冬座”是不是“坐冬”呢？但又据P3145《社 司转帖》中的“右缘年支春座局席，此至曹保奴家”；P237、P237文书中 有“油陆升，秋座局席”等记录。根据文书的上下文看，这里的“春座”及 “秋座”应为季节性的斋会，“冬坐”应与此相同。 《邈真赞》的资料说明了敦煌年中有冬安居的史实。而关于冬安居的习 俗，较早流行于西域。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一中的睹货逻国故地条说： “冬末春初，霖雨相继，故此境已南，滥波已北，其国土并多温疾。而诸僧 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据其多雨，亦是 设 教随时也”。［52］ 西域僧徒的冬安居，与冬末春初的霖雨相继、疾病流行有关。沙畹、伯 希和指出：“佛教僧在印度有坐夏之事，而在中国则易为坐腊。其所以变坐 夏为坐腊者，盖印度之坐夏，因夏日多雨。至在大夏、康居一带，气候不同， 一变而为坐腊。中国改为坐腊者，盖受伊兰地方之影响也。”［53］季节气候的 变化，僧徒乞食或游化诸多不便，在冬季亦举行安居策修。而敦煌的情况应 与此有关，漫长的冬季、干燥、寒冷，诸寺僧尼进行冬季安居。只是，冬安 居的行事，是否由都司统一组织，还不见文书的记载。而安居的事宜与夏安 居应没有区别。 （二）敦煌僧尼的安居与三时礼忏 2．1忏悔与内律 忏悔在佛教僧团的应用，首先与戒律有关。戒律是随着僧团的不断扩大 而日渐完善的。部派佛教时期，律藏的不同是部派相异的重要标志。诸部律 藏不仅条目不同，而且在内容上也有所区别。但诸部律均系prātimoksa， 而pratimoks′a则是比丘的学处siks′āpada的规定。各部律藏均从重罪到轻罪，按顺序进行了具体制定，此为 五篇七聚。 而诸部律藏的条目中，最大的不同为众学法。此中，有的戒律如果违反， 将失去比丘的资格，这一点诸部皆同，即波罗夷法。而灭诤法则为消除僧团 内部的各种纷争而制定的准则。其它律条的违反，通过忏悔则清净，可以继 续僧团的生活。而自己违反了戒律，则不知晓，由僧团指出时，亦当忏悔。 忏悔的用例在诸部律藏中亦随处可见，如《十诵律》的某一沙门通过忏悔， 并得到阿难的认可，得以继续留在僧团。［54］《五分律》卷一载： 时婆罗门，在高楼上五欲自娱。遥见世尊，即便忆悟。疾疾来下， 拭席迎座，五体投地。为佛作礼，悔过自责。我愚痴人，请佛安居，竟 不设供。非情中悔亦非无物，正自迷妄，不复忆念。惟愿世尊，受我悔 过。佛言，汝实愚痴，请佛及僧竟不供养。理应悔过，今当与众受汝忏 悔。又告婆罗门，我圣法中，知忏悔者，增长善法。［55］ 《摩诃僧B05C律》卷八亦有： 尼萨耆波夜提者，是长衣应僧中舍 ，波夜提罪忏悔。不舍而悔者， 越比丘罪。［56］ 《四分律》卷六： 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故畜尔所长衣，过十日犯舍堕。我今舍与 僧，彼舍衣竟当忏悔。受忏悔人，当作白然后受忏。如是白，大德僧听。此 某甲比丘，故畜尔所长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到时僧忍听。我受某甲比 丘忏悔，白如是。作此白已，然后受忏悔。［57］ 以上的用例，均关于舍堕罪的场合之告白。律藏中的忏悔规定，主要侧 重于对自身性质的反省。即清楚的认知犯戒的种类、性质，然后忏悔。而波 罗夷法系不可悔罪，五篇中的波罗提提舍尼patidesa niya,pr atidesaniya。从语义上即为忏悔。汉译的律藏音译为波罗提提舍尼。其意译为悔过法、或 对首忏。而唐代的道宣在行事钞中则将忏悔分为三类，即： 理忏：利根空观般若无境灭罪招福 事忏：钝根（道俗）行仪（忏法）方等律典伏罪除罪 律忏：道众行忏（羯磨）律典现相伏罪僧宝久住［58］ 理忏不分出家在家，凡属上根利器之人，均为理忏的范围之内。理忏的 思想核心为般若的空观，观罪性本空，罪性了不可得。这一点与《坛经》中 无相忏悔有关。我们将在以下的行文中论述。对于理忏，《行事钞》卷中说： 理据智利，观彼罪性，由妄覆心，便结妄业。还须识往本性无生， 念念分心业随迷遣……言理忏者，即在智人，则多方便随所施。为恒观 无性。以无性故，妄我无托。事非我生，罪福无主，分见分思。分除分 灭。如人觉醒则不眠罪。然理大要，不出三种，一者诸法性空无我，此 理照心名为小乘。二者诸法本相是空，唯情妄见此理照用属小菩萨。三 者诸法外尘本无，实为有识，此理深妙，唯意缘知，是大菩萨佛果证行。 故《摄论》云，唯识通四位等。以此三理，任智强弱，随事观缘，无罪 不遣。故《华严经》云，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当求 真实相。如此大忏，众罪云消。［59］ 而事忏同样不分出家在家，属于钝根之人。事忏的具体实践为礼忏、诵 经等忏法。通过系列的忏法行事，将所犯诸罪忏悔清净。南北朝以来的佛教 各宗派的忏法体系，均属于事忏的范围。对于事忏，道宣在《行事钞》卷中说： 若论事忏，属彼愚钝，由未见理。我倒常行妄业，翳心随境缠附。 动必起行，行缠三有，为说真观心昏智迷。止得严净道场，称叹虔仰。 或因礼拜，或假诵持旋绕。竭诚心缘胜境，则业有轻重，定不定别，或 有转报，或有轻受。并如《佛名》、《方等》诸经所明。［60］ 比丘及比丘尼戒，共有六种罪名，即波罗夷、僧残、偷兰遮、波逸提、 悔过法、突吉罗，然而波罗夷罪，不能以作法的程式来忏除，因此悔罪的方 式也只有五种。部派佛教的律制几乎以事忏与律仪忏为主。其中的理忏与大 乘空观的结合，已经有着明显的大乘律仪的倾向。从部派戒律到大乘律仪的 转变，是印度佛教律制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在大乘佛教的经典中亦可看到 有关律制与忏悔的种种说明。如《华严经》中的《普贤行愿品》即有： 我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语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其梵文为： yacca krtam mayi pāpu bhaveyya rāgatu dves ′atu mohavasena/ 在四十华严里的普贤十大行愿中，其第四行愿就是忏悔业障。普贤行愿 可以说是贯穿整个《华严经》始终的主要内容。在《四十华严》中忏悔的内 容和方式，显得十分具体。清净身口意三业，至诚在佛像前发露忏悔。八十卷 本的《华严经》中忏悔则为空三昧即理忏悔、无相忏悔。《华严经》的忏悔 根源其终极目的是为普贤的行愿成就。 《瑜伽师地论·戒品》中关于忏悔的记载有： 若诸菩萨，以上品缠违犯，如上他胜处法，失戒律仪，应当更受。 若中品缠违犯，如上他胜处法，应对于三补特伽罗。或过是数。应如发 露，除恶作法。先当称述，所犯事名，应作是说，长老专志，或言大德， 我如是名违越菩萨毗奈耶法，如所称事，犯恶作罪。余如比丘，发露悔 恶作罪法。应如是说。若下品罪缠违犯，如上他胜处法及余违犯。应对 于一切补特伽罗发露。悔法当知如前。［62］ 《瑜伽师地论·戒品》中的忏悔法所指，以声闻戒的形式导入，并重点 突出菩萨戒的优胜之处。［63］缠即为烦恼，忏悔的最终目的以断除烦恼为所归。在 汉传佛教三系菩萨戒中，关于忏悔法的大同小异，在此从略。我们从上面的 叙述中不难看出，忏悔在转染成净过程中的重要性。 同时，忏悔的种类亦随着所违犯的戒律而有所不同。而部派佛教的戒律 与大乘佛教的忏悔法也有所区别。部派佛教的忏悔着重于律仪的忏悔。即事 的忏悔多于理的忏悔。而大乘佛教的戒律则为理忏多于事忏。此中的区别， 使我们依稀得知，大乘佛教的戒律在完善过程中如何与大乘佛教空观及般若 思想结合。自东晋以来所流行的忏法及敦煌僧尼礼诵的《佛名经》等，多属 于事忏，而非理忏。 22夏安居与三时礼忏 在P6005及S1604文书中均提到安居期间，僧尼在僧官的带领下进行 三时礼忏。而S1604更明确规定，每夜礼《大佛名》经一卷。敦煌僧尼的 结夏安居的主要活动内容为学律、礼忏及修治破旧房舍。其中三时礼忏是敦 煌僧团安居与律藏差异的焦点所在。可以说，汉地及敦煌的佛教，礼忏等系 列佛事活动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讲，礼忏等佛 事的发展，与王权在教团中日益高涨有关。 汉地流行于敦煌的《大佛略忏》本，是从十六卷本《大佛名经》所抄出。 而现存的《大佛略忏》的写本共有二十四件。［64］井ノ口泰淳先生在《敦煌本 佛名经的诸系统》中指出了《大佛略忏》与慈悲水忏法的相同内容。［63］盐田 入道先生在《中国佛教佛名经性格及其源流》［65］一文中也指出：《大佛略忏》 的部分文字与《现在贤劫千佛佛名经》以及《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也有相 同之处。 关于十六卷本《佛名经》的情况，《开元释教录》卷十八载： 右一经，时俗号为《马头罗刹佛名》，似是近代所集，乃取留支所译 十二卷，错综而成。于中取诸经名目、取后辟支佛名及菩萨名、诸经阿 罗汉名，以为三宝次第，总有三十二件。礼三宝后，皆有忏悔，忏悔下 仍引《马头罗刹》伪经置之于后，乃以凡俗鄙语杂于圣言。［66］ 据此可知十六卷本的《佛名经》，在当时已经被视为伪经，其原因为在 忏悔文之后，引用了《马头罗刹经》。方广钅昌先生则认为《佛名经》只在第 十二卷前部分末尾引有一段《马头罗刹经》，该经第十四至第十六卷引的是 《佛说罪恶应报教化地狱经》，但智升未作著录。［67］ 自《出三藏记集》到《贞元录》等八种经录中，所保存的佛名经类，共 有四十八种、六十一部。现存于藏经中的有十四种、十七部。而敦煌文书中 则有六种、八部。内容包括十二卷本《佛名经》、十六卷本《佛名经》、十 八卷本《佛名经》及《佛名礼忏文》等。 礼忏佛名经的习惯，自南北朝以来流行于佛教界。《佛名经》将大乘经 典中的诸佛名字编辑在一起，进行一诵一礼拜。由于它没有繁杂的理论思想， 亦可以随时礼拜忏悔，因此深受僧俗信众所欢迎。敦煌僧尼安居中所礼忏的 《佛名经》，即是广本《佛名经》中抄出的略本，内容以佛名与忏悔文为主。 敦煌本《佛名忏悔文》的标题，在各种写卷中也不一样。S345为《大 佛略忏》、S398V《略忏》、P3706《略忏》、北图羽字34《大佛名略忏》、 S2141、S678V、P2042V《大佛名忏悔》、P2376《大佛名要略忏悔文》、 S2792《大佛名忏悔略文》、北图冬字95《大佛名略出忏悔》、P2042V《大 佛名经内略出忏悔》、P2042《大佛名十六卷略出忏悔》等。归义军后期的 《佛名忏悔文》，不仅供僧尼礼诵、同时亦是僧尼的教科书。《佛名忏悔文》 的内容，主要由六个部分构成，表列如下： A：烦恼障三毒 四识 五住地 六情根 七漏、八垢、九结、十缠、十一遍使、、十二入、十八界、 二十五我、六十二见、九十八使、百八烦恼等。 随烦恼 一切烦恼障 B：业障总相 别相身业：杀、盗、淫。 口业：两舌、恶口等。 佛法僧间一切诸障 其它诸恶 C：果报障地狱、三恶道、人天余报等障。 D：灭罪方便：七种心：1惭愧、2恐怖、3厌离、4发菩提心、5怨亲平 等、6念报佛恩、7观罪性空。 二种心：1生命无常、2佛法难遇、为佛弟子。 四种观行：1观于因缘、2观于果报、3观于自身、4观如 来身。 E：忏悔无边罪 F：总忏悔诸罪 晚唐五代时期流行于敦煌的《大佛略忏》，是僧尼安居期间的忏法范本。 内容以礼诵大乘经典中的佛名及诸菩萨名为主，并夹杂忏悔文。其中，礼诵 佛名主要是一诵一礼，而忏悔文则归依礼拜十方三宝，叙说上表所列的内容， P3706三界寺僧戒慈的忏文即是如此。因此，敦煌僧尼的忏悔范本，不仅 限于《大佛略忏》等佛名经系统的忏悔体系。而与观音忏、弥陀忏、弥勒忏 等通行于佛教界。 四、后 论通过对原始佛教安居制度的形成及敦煌佛教僧尼安居的探讨，我们得出 以下几点结论： （一）安居原因及场所不同 原始佛教教团的安居，是由于气候与季节变化有直接关系。僧尼在雨季 游行乞食多有不便，在传统印度宗教习俗的影响及居家檀越的建议下，佛陀 令僧尼结夏安居三个月。安居的场所，多在能遮雨处及距离城市不远的地方。 亦有在檀越布施的房舍、山窟、等地举行。以方便檀越供给饮食及清净为主。 在安居前，进行对首羯磨，报告僧团所安居的场所及环境等。敦煌僧尼 的夏安居则是年中的精进策修时间，并非受环境及季节的影响。在都司的统 一安排下，管内所有寺院均举行安居行事，并由寺院三纲负责具体安居前的 各项事宜。 （二）安居期间的修学内容不同 原始佛教僧团的安居期间，以依止上座诵戒及禅修为主。而敦煌僧尼在 安居期间则以依止上座学律、礼忏及修治房舍为业。每夜礼忏一卷，并有纲管监 督进行，其功德回向官府与城隍等。这种忏悔在律藏中仅为事忏，而非理 忏。 自北魏的玄高为太子晃制定《金光明忏》以来，［68］汉地的忏法随着佛教 的深 入传播而不断出现。唐代的忏法体系日趋完善，连不立文字的禅宗亦有独立 的忏法系统。［69］汉地及敦煌佛教的忏悔行事，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原始佛 教的忏悔，主要在于自己及僧团的纯洁及清净，汉地及敦煌的僧尼忏悔则突 出对功德祈愿的倾向。 （三）冬安居在敦煌流行，更突出了敦煌僧尼安居的特点 较早出现在西域的冬安居，对敦煌佛教僧尼产生了直接影响。然而，敦 煌僧尼的冬安居除了亦有冬季寒冷的原因之外，应属僧团中少数人所实行。 在现存的敦煌佛教行事文献中，还不见由都司所统一安排僧尼的冬安居的通 知，所见的资料仅限于净土寺与邈真赞等若干文书。这一史实表明，冬安居 行事，在教团允许的情况下，进行个人克期取证的修学。 （四）敦煌僧尼在安居期间，有禅律诸大德负责律仪及修学方面的指导 禅律共同指导僧尼安居的消息，又使我们看到，敦煌佛教寺院禅律共住 的特点。同时，安居期间，修禅应是其中一项主要内容。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