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途

　　于佛教，我本无缘。然而，大千世界，我却选择了佛学研究这条充满荆棘的学术之路。作为一个总喜欢刨根问底儿的学者而言，也许谈不上信仰，但对于佛家的思辩方式、终极关怀、超然物外而又不离世间的人生哲学，乃至祥和庄严、清浅幽隐的审美观念，无时无处不怀着推崇，所以，我也只能说，“与佛借坐看江海浮日月”了。

　　半个世纪前，我出生在河南省博爱县城——清化小镇上一个非常世俗化的家庭里。那时，尚无计划生育之说，无论穷富，都希望人丁兴旺。我的几个弟妹相继出生，相继夭亡，原本困窘的日子在病魔和医生的不断光顾下更是每下愈况了。尽管如此，年仅四岁的我，还是在外祖母家扛了一条小凳子在学堂里读起“星星、月亮、天空”的课文。后来，我相继在文庙，县一中读完了高小和中学。那里是整个小镇人心目中的圣地，所以，不到十岁的我，便被街坊的爷爷奶奶们称之为秀才了。不过，在我的心里，唯一的追求是读好书，将来作一个医生，一个真正治病救人的医生，秀才不秀才的，实在没有也不可能多想。

　　当然，在同学中我是最小的一个。所以，同学们都很关心我，我也是所有任课老师倍加娇宠的一个。然而，心灵深处的骚动，使我难以安于课堂上的寂寞。八岁时，我就捧起了像砖头一样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为课余的消遣，两年以后，又在中学的自习课上稀里糊涂地浏览了线装古书《东周列国志》。《红楼梦》一书也是那段时间蹲在书店的书架前断断续续看完第一遍的。我不懂得什么学而优则仕，也不懂得“黄金屋”之类，只是如饥似渴、囫囵吞枣地阅览那些似懂非懂的文义，领略其中在明晦之间的生命哲理。《红楼梦》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不是主人翁们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而是第一、第五回所揭示的人生的因果。

　　在十五岁的那年，我又早早地如愿以偿而及医学之门墙。就此而言，我比我的同代入幸运得多，在横扫一切的年代之前，就完成了我的学业。我喜欢这个职业，因为我喜欢为病人解除痛苦后的那种感觉，尤其喜欢赶走死神，让垂危患者重生的那份自豪。然而，病房内的生生死死，以及面对不治之症的无奈，更让我增加了几分人生的感叹，生命的脆弱，也教我心中泛起无尽的悲哀。“采撷天上长生药，医治人间短命花”，在那贬抑知识价值的年代，也是向一切渴求知识的青年人敞开通往科学殿堂大门的年代，我躲在时代的夹缝中，穿过时间的遂道 ，聆听柏拉图、希波格拉底、康德、黑格尔诸先哲的妙语。荷马史诗、但丁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莫尔的《乌托邦》、马克思的《资本论》、雨果的《九三年》、托尔斯泰的《复活》，还有什么萨特、弗洛伊德，以及科学哲学、结构主义，也都一知半解地兼收并蓄。

　　有趣的是，我们这一代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大多都是在口诛笔伐儒家思想的评法批儒运动中系统了解中国传统的，也是在批判孔老二那慷慨激越的呼声中开始认识孔子的。 当然，我们也因此而接触了老子、荀子、韩非子等。仁者爱人、天下为公、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以及有无相成、体用一源的理性思维，弥补了我们精神上的空旷之地。《圣经》也是在那时读到的，独于佛学著作仍无缘拜识。

　　医海泛舟近二十年寒暑，风风雨雨而有劫后余生之感。一位比我年轻得多的朋友给我讲了他的一首自鸣得意的诗作，全诗虽早已忘却，而末句关于凤凰涅?的用典，恍兮惚兮，让我看见了凤凰冲出烈焰的风采。

　　八十年代初，我放弃了原本可以先富起来的职业，走上了一条充满太多幻想，侈谈人生，即所谓终极关怀的学术之路。

　　似乎是学术和人生终极关怀的必然趋势，略涉佛家思维的语言、文字，只有到这时，才唤起我心灵深处的共鸣。“音可以观”，语言学习的实践，教我从中获得了特殊的美感，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冲击着固有的机械的思维方式。“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世外法，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这一类似《红楼梦》好了歌超现实的社会观念和人生态度，以及法即非法，非法即法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尤其能得到现实社会的认同。我隐约感触到，出世的佛法，蕴含着过于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

　　数年磨一剑，功到自然成。1985年，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怀着惶恐，也充满着自信，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理论博士研究生。然而，我却在考试前被招生办公室拒之门。

　　就是在这一次，审计署工作的一个朋友，从丰台的会议上带回两本关于佛学常识的小册子，他信手转送给我。归程中，借着那微弱的光，我信马由缰倘佯在微妙难知、玄奥生涩的佛理之间。这种高度理性化的辩证思维在我的认知系统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应当说，这是我赴京赶考唯一的收获，也是开启我日后学术道路的重大收获。

　　不可否认，我的第一次应考虽非名落孙山，却也是竭蹶场外，希望瞬间化为绝望那种失落的痛苦，实在难以下咽。好在前辈专家的肯定，对于我所具有的发展的潜在能力，尤其增加了我足够的自信。因此，也让我带着那被搁浅在记忆里的收获，重新开始描绘我那灰色的梦。

　　同年夏，一方面为完成那篇关于新闻客观性与倾向性的学术论文，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调整我的思路，为报考任继愈先生的博士生再作准备。说不清是什么原因，86年的春夏之交，我又失去了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的机会。与任先生结缘失缘，均在咫尺之间。失之交臂的又一次挫折，反而鼓起我志在必得的勇气。

　　那时，我已度过了三十八个炎夏，要想登上博士的末班车，单靠自信和希望是远不够的。于是，冬季我走上了“西出阳关”之路，参加了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中国思想史博士招生考试，终于被接纳为博士弟子，圆了我登堂入室之梦。

　　一千个日日夜夜，既不闻雁塔钟声，亦不见灞柳飞雪，破晓前便从梦中醒来，万籁俱静的深夜才在英语的播音中恍然入梦。触目皆是者书，举手可及者笔和纸，满脑门子的问题，以及无数次被推倒的假设与千百次的求证。

　　1988年，《红楼梦学刊》刊发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红楼梦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文章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重点阐述了该书作者儒道融合、以道释佛的文化心理。与佛原本“无缘”的我，第一次学术研究便涉足色空观念，也可说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有僧供笔，笔写春秋”了。

　　入学第二年，确定了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这一冷僻且与玄奥难解的唯识学关系甚密的课题。李学勤先生针对我认为该选题难度大、材料不易索及的顾虑，肯定这一选题的价值及材料收集的方向和方法，坚定了我从思想史入手研究佛教史，立足于社会，揭示非神圣形象异化本质的跨学科研究。

　　虽然是绠短汲深，却也是天从人愿，论文从收集资料，编写长篇，到整理撰抄，仅仅花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成书50余万言。论文中，我特别强调，近世思想家公然为佛弟子兼治佛学，更使励操幽栖，海蹈山埋的空无旨趣和林下风流，一变而为愤世嫉俗的慷慨悲歌。如此化出世为入世，变超越为参与，敦促佛学在近代史上实现了中国思想的第二次革命。同时，论文借鉴社会学、科学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着重探寻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依据，用大量的资料证明，佛教的本质在于否定！其一否定社会主体，其二否定外在境遇，如此以心意的解脱和外在超越的形式而表现为出世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又以参与的精神否定超越的形式，向外形成济世、救世，实现人间净土的工具合理性的理论基础，进一步与儒家内圣外王、修己安人的传统合而为一，从理论和实践上支持了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因而形成一条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由历史通向未来的玄览之路。专家评语曰：“规模宏廓，立论新颖，论证绵密，气度卓然，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应当说，我是非常幸运的，社会之恩我不谓不厚。导师识拔，教育之恩，如任继愈、石峻、李学勤、李侃、龚书铎、张立文诸前辈规训之德，学友，亲朋扶助之情，不敢须臾忘怀。九十年代第一次新年钟声刚刚敲过之后，通过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两年以后，《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在台湾出版发行。

　　毕业后留校任教，在那具有深厚人文传统的校园里，很容易就让我选择了同样冷僻、玄奥，很少有人问津的汤用彤学术思想研究。所幸得汤一介先生的指导与帮助，在经历了又一段书海漫游和勤苦的笔耕之后，于1993年，《汤用彤评传》问世，如果说《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侧重于学术思想在社会变革中历史作用的话，那么，《汤用彤评传》则凸现了不同传统的文化渗透与互补”、包容与趋同的现实意义。有趣的是，这本书写作于西安，脱稿于郑州，后记于海南，两次出版却是在我落脚于湖湘之间的事了。

　　92年底，我不无遗憾地离开了孕育我学术思想的母校—西北大学，辗转而至海南大学。当时，南下之风吹得正猛，琼州海峡塞满了跨海“淘金”的人流。然而，那里人人都欲抱个金娃娃的商品意识，和一夜之间摇身一变而为暴发户的“七彩世界”，与我的学术追求极不相能。十个月之后，我接受了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张楚廷的邀请，来到近代人文荟萃的岳麓山脚下。《光明日报》为此以大字标题，道出了我内心的呼唤：《学术是学者的生命》！

　　数年来，教学南北，常针对现代人对宗教的偏见和重物轻人的社会导向，一则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二则对宗教予以学术性的阐释，藉此表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前途的一点忧患罢了。

　　至于宗教，我是把它划在与教育同类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再生产的范畴。它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一样，从本质上看，都是立足于扩展人的有限性，逐步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的无限，只不过宗教更注重内在心性的扩张和道德的涵育，塑造勇于任事的责任心和进取精神，以及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的高尚道德情操罢了。而佛教在中国的移植和嫁接不仅重铸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思维，影响并浸渍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审美观念，尤其直接体现了不同文化在排拒与吸引，包容与渗透的历史过程中，文化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昭示了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方向中西文化的互补与趋同。

　　事实上，正是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在学理和现实生活中的亲和，触发了我对中国近百年学术史研究的兴趣。古今中西，皆可从佛教中国化及其在近代入世转向中见其端倪。1995年，我带着这个问题出了国门，希望在美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体察它的长和短，探究现代文化因革、互补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1996年4月，历经四年，完成了我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一年后出版发行。全书51万言，集中论述了一个观点：禅宗思想是大众化的庄、老哲学。首先，我继续博士论文中佛学二次革命，宋以后不是衰落，而是高层次全面渗透的观点，用95％以上篇幅，论述近一千年来，禅宗思想与当时主流文化，社会思潮的亲和与互动：其二，追循原始，考证“禅”名之嬗变，指出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既得惠于庄、老，亦成就于庄、老；其三，六代传宗，上追达磨，或谓领宗得意之中兴，或谓破斥名相的《金刚》对《楞伽》之革命，我原也以为信史。然而，达磨之学既非大小乘禅观之说，语似婆罗门外道而近《奥义》之理，其“定”的追求又同以双遣为特征，超二元对立的慧观哲学大相径庭，况且，佛法初来，“禅”经创造性翻译，早己流行汉魏，慧皎以庄老解禅，也当在菩提达磨之前。《坛经》之创，基于《南华》，而承于道生、僧肇诸大德之后，是庄老的哲人之慧，而非僧人定心修身之法。

　　当然，这本书因袭的仍然是由佛学入手，研究中国学术和文化思潮的路子。谐称为“项庄舞剑”亦可，雅誉之“与佛借坐”亦无不可，故不敢说对佛学有甚深的理解，只不过是日久生情，增上了一点“缘”罢了。

　　97年春末，年近知命，带着中美文化交流的使命又远渡重洋，先后在美国首府乔治．华盛顿大学、马里兰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继续文化交流史和比较文化研究。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下了计算机便是图书馆，并翻了不少英文的佛教著作。总的说来，大洋彼岸的洋先生还是少了点悟性，引介胜于思考，猎奇多于探究，叫我留下了不少的遗憾。倒是有一位叫Alisom的美国大学生，对大洋彼岸的中国寺院（她称之Monastery）发生了兴趣，竭尽心力要对中国佛寺作全面的考察。她自制了一瓶蓝莓酱，从西海岸送到DC，并让她的父亲到我的住处亲手交给我。此事于孤陋寡闻的我，虽然也是少数，但毕竟可见佛教文化超民族、跨国度广泛影响，也可见美国人民于中美文化交流的殷切期盼。

　　正因为如此，每逢周末，我多在林荫深处的Single house，或借公众聚会的一方宝地，在讲述中国文化的同时，也介绍一些佛理。那在说清与说不清之间的形上之学，还是让那些自称我的“学生”的朋友们“醍醐灌顶。”临别眷眷，诗、歌、难以尽意的语言，为我送行；还有对联一副，教我常念故人：“释儒佛，讲道（应为老）庄，弟子众生；知古今，晓中外，诸子百论”。

　　归国前，应朋友之邀，赴加拿大交流。在温哥华，与梁燕城博士有一番关于禅宗与基督教的对话，涉及中西文化理性和实践，许多深层次的思考。我们又驱车两千余里，而至阿贝特（Alberta）省首府爱蒙顿（Edmonton）我和阿贝特大学的教授以及其他各界朋友同样做了学术交流，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涉及佛学，也收到些许开启耳目的作用。

　　在马里兰大学国际书法教育会议上，我接待了一位来自西安的书法教育家，我陪他参观了DC的一些名胜和著名博物馆，语言之间，知是近在咫尺的乡亲，且先后在同一所高小、中学读书。所居两街相邻，间以一高阁俯瞰东、北。此阁幼时尚在，而后，旧城改造，阁在记忆中早已化为黄鹤。此先生他乡遇故知，且是隔代的街坊，兴奋之余，于回国之后寄赠小诗一首，有句曰：“谐游相洽询乡里，同是观音阁下人”，方知阁名观音。原以为与佛无缘的我，至今想来，还是有些缘分。否则，十年十书，数百万言，何以大多在色空观念上泼墨呢？

　　知命之年，百感交集，往事微茫，苦乐均付之莞尔，唯感恩图报之心常在胸臆 。师恩，父母恩，社会之恩，亲朋故旧之恩，尤难忘怀。每思至此，便觉得心里充满阳光，便想到日后的路也长，岁月也长，无论穷还是富，困还是达，都应当无怨无悔，以平常之心，做平常之事。即所谓：“但将此心鉴日月，还得涓埃答师朋。”

（作者现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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