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末佛教的处境
　　清末中国佛教的艰难处境，正如时局变乱的内外根源一样。一方面
是鸦片战争后，西洋势力的涌入，特别是传教士藉此机会，在中国境内
大肆扩张，破坏神像、摧毁民族信仰、侵夺教产，造成各地层出不穷的
教案（注四）。另一方面，则来自清廷政策上的压迫，因张之洞（一八三
七——一九O九）在戊戌变法之年，着《劝学篇》，主张用全国寺庙财产
与学，作为兴办教育的经费，获朝廷批准（注五）。后虽由西太后废止（注
六），然始终为各省土豪劣绅所觊觎，寺庙财产被并占者，不计其数。使
佛教经济陷入更严重的危机。
　　由于佛教对中国历史文化，已有悠久深厚的关系，值此噩运时期，
激发有识之士，出面挽救，欲使佛教自劫灰中重获新生。章太炎居士（一
八六八——一九三六）首先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0五）发表“告佛子
书”，一面唤醒僧徒认清时代，要急起直追自办学校。一面忠告当时的士
大夫们，不应对佛教有此荒谬举动，应对此世界最高的佛法加以发扬（注
七）。
　　光绪三十二年，江苏天宁寺文希法师，首创普通僧学堂，招收僧青
年入学，施以新佛教教育，后虽被保守派所阻扰，事业中挫（注八）；但，
杨仁山居士（一八三七——一九一一）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0七）就
“金陵刻经处”设立“祇洹精舍”，招集缁素青年十数人，研究佛学、汉
学及英文。就学缁素中的欧阳竟无、仁山、太虚、智光等，因而成为日
后五十年来中国佛教的领导人物（注九）。杨仁山居士被称为“现代中国
佛教之父”（注一O），实非虚誉。
　　另外，由于日本净土真宗的介入，引诱杭州地区的中国佛寺，受其
以日本政府的保护为名，纳入其系统（注一一），引起清廷的警觉。于是
两江总督端方，在宣统元年（一九0九），于南京三藏殿开办僧师范学校，
聘月霞、谛闲两法师相继主持教务，培养佛教师资人才。大虚、仁山、
智光等，亦曾在此受教育（注一二）。
　　总之，佛教因受满清政府的岐视与压迫，加上西洋传教士的侵凌，
遂激起僧青年的自觉自救。各省既有兴学的风气，僧青年亦能警觉时代
变局中的革新之道，于是中国新佛教之风气，便开始在僧青年中酝酿。